（通讯员：杨晓萍）12月11日晚，集贤讲堂第465讲在长安校区文汇楼A段409会议室举行。应学院邀请，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孟龙教授作了题为“颍川郡拓境与汉初关东防御体系建设”的学术报告。讲座由牛敬飞教授主持。

讲座开篇，马孟龙教授以李开元“后战国时代”视角切入，阐释该时期的核心特征：作为战国时代的延续，不仅存在列国并立、相互征战及汉楚主导的连横合纵态势，思想文化保持多元，考古所见区域文化的一贯性，更呈现“东西对立”的政治地理结构，战国地缘政治经验被广泛借鉴应用，为后续论述奠定历史基调。

报告首先围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展开，指出其作为吕后元年职官秩禄规定的文献，收录280余地名，具有“旧律文+增补律文”“同郡属县集中排列”两大特征，吕后元年增补的律文包含颍川郡等。而汉初关东控御中的东郡，因与齐国接壤断绝王国合纵基础、包围赵梁国都、震慑齐国，凸显了关外郡的战略价值。

关于汉代颍川郡的战略地缘地位，马孟龙教授援引《史记・韩王信列传》“所邻皆天下劲兵处”，指出其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周边洛阳盆地、南阳盆地、淮阳地区、荥阳地区均为战略枢纽；再引《后汉书・荀悦列传》“颍川，四战之地也”，说明其“常为兵冲”的属性。境内有颍川南阳道、中牟黎阳道、荥阳颍阳道三条南北交通干线，加之东西水路干线，构成区域交通核心。在汉初关东防御体系中，颍川郡是关键组成。汉初设有两道防线，关中防线以黄河津渡“五关”为核心，关外郡防线为关中与王国的缓冲地带。颍川郡作为关外郡南北交通枢纽，完善了疆土格局，但因缺乏南北走向山川屏障、交通枢纽颍阳地处郡国分界，成为防御“软肋”，一旦失守将致整个体系崩溃。而刘邦曾凭借颍川郡灭秦兴霸，这一经验也成为汉初东方潜在敌手的借鉴。

吕后元年，关东防御体系增至三道防线，新增亲吕氏诸侯王国构成的封国防线。吕后推动颍川郡东拓，新增九县使其成为关东辖县最多之郡，此举扩大了战略防御纵深，保障颍阳交通线安全，掌控京索山地与鸿沟水系，弥补东界地理短板，同时震慑淮阳国，掌握进入中原、江淮的先机。文帝初即位面临宗法优势不足、诸侯不满、功臣权重的复杂局面，彼时关东防御体系仍为三道防线，但封国防线转为子系诸侯王国。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田禄伯计划借颍川郡经武关入关，周亚夫率军“至淮阳”，均印证其战略重要性。武帝后期，颍川郡辖域收缩，北部、西部诸县划入河南郡，东部诸县划入陈留郡、淮阳郡。随着西汉中后期政治地理从“东西对立”转为“内外结构”，“准京畿”区域出现，颍川郡的独特战略地位逐渐降低。

马孟龙教授总结，关中政权东向发展中，颍川郡曾是秦故徼防线的薄弱环节，却成为刘邦灭秦兴霸的关键。汉初延续“东西对立”政治地理格局，使颍川郡战略地位凸显，吕后拓境正是出于防御东方的核心需求。而当“东西对立”格局终结，其地位虽淡化，但一旦该格局重现，颍川郡的战略地缘地位便会瞬间“复活”。

牛敬飞教授为整场报告做总结。他表示报告综合各类文献、吸纳前人研究成果，以政区变动为切入点，结合交通地理与长时段历史视野，清晰揭示了颍川郡战略意义演变与国家战略的深层关联，治学思路极具启发，并代表全场师生对马孟龙教授的到来及其精彩的报告表示由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