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19时，我院曲江学者讲座教授系列学术报告暨“星期四论坛”第八讲在长安校区图书馆顺利举办。赵亚夫教授为本次报告作了题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与国民意识》的报告。赵亚夫教授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同时也是我校“曲江学者”、我院兼职教授，任全国历史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全国教师教育与课程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本次论坛由李秉忠副院长主持，吸引了院内外众多师生参与。

赵亚夫教授的报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日本这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敌人”。对此，赵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自古至今，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角色变化；第二，近代以来，我们何时将日本作为真正的对手来认识；第三，“小日本”有多小。赵教授从自己和日本史研究结缘引入，结合当下热点问题和史实，谈了他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赵教授认为，自古至今，中国对日本存在着误读，并不了解日本的角色。而近代以来，中国对日本的态度，虽然经历了“慕日”、“仇日”两个阶段，但中国一直将日本视作敌人而非对手。从日本的土地面积、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上来看，日本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小日本”。接着，赵亚夫教授分析了日本国民面对战争责任的态度。赵教授通过大量的事件和图片展示了左翼和右翼的个人、组织对战争责任的不同态度。与我们想象的不同，日本右翼对战争责任态度的背后也有史料支撑，但是解读的角度有偏颇。也因为如此，更凸显了历史教科书的敏感性。赵教授指出，历史教科书反映的是国家意志，也要作用于公民个人的自觉，其核心问题是对人权的认识。历史教科书的信息需要历史教育去转化，这就涉及到了历史选择和历史情感问题，其核心正是对历史的认识。从教科书的产生来看，这是政府和民间力量“博弈”的过程，教科书本身反映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实施水平。而教材多元化的信度与教材单一化的效度，更关乎国民的能力倾向和发展诉求。

随后，赵亚夫教授就日本教科书制度与历史课程结构进行了深入的解释。赵教授提到，教科书制度有三种，分别是任选制、审定制和国定制。在战前，日本教科书一直是国定制，历史连同地理、修身两科被归在“皇国民科”中。战后，教科书转变为审定制，历史与地理、公民两科被划归为“社会科”。日本战后有三次教育改革。明治维新至二战战败期间，日本确立了近代化的教育制度。第二次教育改革是在1946年至1970年代，建立了新型的民主主义教育，确立了政府与民间共同推进教育，二者又相互制约的二元体制。第三次教育改革从1971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倡导终身教育、科技立国和人本主义，注重知识与能力并举。

接着，赵亚夫教授分析了决定日本历史教育性格的《学习指导要领》。赵教授以2008年初中社会课程目标和初中历史分野课程目标要旨为例，向同学们详细讲述了日本历史教育的特点和目标，即培育作为公民的基础教养，养成作为生存于国际社会的、民主国家社会形成者所必须的公民素质的基础。

赵亚夫教授还通过日本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世界史、日本史课本，向同学们介绍历史教科书所呈现的历史意识，并进行对比。

最后，赵教授认为，中国需要理性地了解日本这个邻居，用超越前代的目光去看日本。赵教授还为同学们推荐了许多关于日本和日本史研究的书籍，供同学们参考。

赵亚夫教授的报告结束后，同学们就日本国民意识之形成，日本右翼对教科书美化等问题深入提问，赵教授也作了详细解答。

赵教授深入浅出、风趣幽默的讲授赢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本次报告为同学们了解日本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教育现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让同学们思考未来历史教学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也有利于同学们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