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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岸秋香教泽近——记忆中的大学课堂和大学老师
发布时间:2021-09-23     作者:   分享到:

来不及思量,来不及感慨,大学毕业已经三十年。

也许是中年阶段过多奔波的缘故,也许是长期和历史资料打交道的缘故,到我这个年龄,多么惊魂摄魄的喜讯,已经不能让人激情荡漾或惊诧高呼。即便是回忆往事,年轻时常说的“往事涌上心头”,那种“涌”的兴奋好像再也体验不到了。记忆中的一切都是平淡的、浅色调的,也是静态的、悠长的。

(一)

我清楚地记得大学的入学教育课。那天下午,教室里坐满了请来和新生见面的老师,历史系主任郑庆云教授给我们逐一介绍。满头银丝、年过七旬的斯维至先生,是周秦史研究的名家;精神矍铄但显清瘦的老先生,是资历很深的刘念先教授,参与创建了历史系;额宽脸方、稳如泰山的是何清谷先生,秦汉史专家、《秦始皇评传》的作者;文质彬彬、儒雅神清的是黄永年先生,大名鼎鼎的古籍整理、文献学和史料学专家;一脸慈祥的朱本源先生,留美归国的专家,研究史学理论;面色红润、身体敦实的贺璧勤老师,也是历史文献学专家;唐史专家赵文润教授,历史地理学专家马正林老师,思想史专家赵吉惠老师……他们的气质和风度有很大差异。坐在老先生身后的年轻教师,有黄新亚老师、葛新生老师、阎瑞生老师、陈学凯老师、李亚平老师。其他不记得了,后来上课时才陆续见到。郑庆云主任说,还有几位名家,临时因事没来和学生见面,如,苏联史专家杨存堂教授、历史地理学专家朱士光教授。

我至今没忘记大学入学教育,并不是记忆力多么好,而是特殊的心理反差,经历了由消沉到振作的转变,所以铭刻在心。中学时期从没想过要当教师,也从没想过要在大学里学历史,却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最主要的失落,是我的高考分数还有选择的余地。高中班主任理解我的苦恼,却对我耐心开导,反复劝慰,最后说了一句让我无法辩驳的话:“到一所拥有史学名家的大学去学历史,你一点也不吃亏。”

班主任是历史教师,书柜里摆着《河山集》,他说的史学名家指史念海先生。我进入大学后,并没有上过史念海先生的课。那时史先生年事已高,仅指导研究生,已不给本科生上课了。不过,四年的学习让我相信,高中班主任的判断是对的,我接受了良好的本科教育,真正的收获不是分数和毕业证书所能呈现的。在那次新生见面会后,我心想,能著书立说的各位高人原来就在眼前,还要给我们讲课,可以近距离见到他们,真是让人愉快的事。我庆幸自己被入学教育课所改变,通过和专家教授见面,自然产生专业兴趣。

新生军训结束,我们开始上课。中国古代史课堂上见到了陈学凯老师。他从南开大学毕业,若干年后才知道他是刘泽华先生的研究生。陈老师的讲课,有自己的思想,对儒家学说中的一些糟粕持批判态度,观点鲜明,娓娓道来。世界古代史课程是历史系副主任阎瑞生讲的,我的笔记记得很全,后来自己担任世界古代史课,笔记都派上了用场。历史文献学的授课老师是郭焕珍先生,新生见面会上未能见到,也是老先生了。郭焕珍老师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至今还能想起。他是从黑板右上角开始写,一直写到左下角,竖行的间距,像用尺子量过一样。历史文献学课程连续上了一年半,后半部分是贺璧勤老师和徐兴海老师讲的,贺璧勤老师的口才比郭老师好,听贺老师的课,才能体会什么叫声如洪钟。徐兴海老师的板书之优美,似乎还要超出郭老师,单个字看,和他的人一样优雅,怎么瞧着都觉得舒坦。整个的板书也是竖行写的。徐老师当过历史系副主任,后来调到江南大学文学院任院长。第一学期英语课、体育课、思想品德课等公共课较多,专业课似乎就这几门。从第二学期起,除了两通(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主干课外,选修课增多,历史系的各位任课教师陆陆续续都见到了。

世界中世纪史的任课教师是曹维安老师,他典型的男中音,浑厚的音质,十足的中气,讲课条理清晰,很耐听。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由陈汉宁老师和吴萌老师授课,两位女教师各有特点,印象中她们都善于课堂互动,气氛活跃,多年后我们同学聚会,还能记起那两位已经调离陕师大的教师。白建才老师讲世界当代史课,我们二班学生没有听过他的课。后来我成为高校的世界史教师,才重新认识白建才老师。中国近代史的韩敏老师、邵宏谟老师、孟宪勇老师先后上过课,课堂印象不深。中国现代史连续一年,都由曹学恩老师授课,曹老师“陪伴”我们整一年,师生之间很熟悉。周末假日我们站在宿舍窗口,远远望见一位中年老师领着孩子在校园漫步,马上会喊“那不是曹学恩老师嘛!”。

陕师大给我们上过选修课的老师,我印象中至少在二十位以上。先秦思想史和历史学概论两门课都是由赵吉惠老师讲的。历史地理学概论和“六大古都”都是马正林老师讲的。历史地理学还有几门选修课,有许正文老师开设的陕西历史地理,有侯甬坚老师开设的西北开发史。唐史专题有两门课,牛致功老师和赵文润老师讲授。其他专业课程,古代经济史任课教师是秦晖老师;农民运动史任课教师是刘九生老师;俄国史任课教师金雁老师;苏联史任课教师葛新生老师;西方史学史任课教师王大伟老师;历史统计学任课教师是萧正洪老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专题课的任课教师是郑庆云主任;考古学概论是席臻老师主讲的;目录学是唐亦功老师主讲的。“长安文化”和“宋明理学文化”都是黄新亚老师开设的选修课;“当代台湾问题”是李亚平老师开设的选修课;“当代西方新史学流派”是马雪萍老师开设的选修课。“周秦史选讲”我记得大四才开设,是刚调来的赵世超老师开设的。刘念先老师也开过一门课,忘了课程名,但记得他顺便讲了一些书法知识,毕业前刘先生还送给我篆书的条幅。王国杰老师也讲过课,印象中不是独立的一门课,他的东干族研究成果我后来才了解,大学里只记得他会唱秦腔,每次是“三滴血”选段。

(二)

三十年太久,许多记忆已经模糊。一些老师讲的课程内容都忘了,但讲课的风格和印象还能记得。一些老师的课,由于自己喜欢,无论讲课内容还是讲课方式,都能清晰想起来。

赵吉惠老师讲课一般不用讲稿,滔滔不绝,在课程内容之外还有一些发挥,一节课总感觉时间很短。马正林老师讲的历史地理学概论,信息量很大,忙着记笔记,一节课下来写了七八页。幸亏有教材,不然的话,马老师用陕西方言教学,有些生僻的字词就听不明白。马老师讲的“六大古都”很有趣味,印象最深的是,到底六大古都还是七大古都,马老师详细讲了他的论证过程。许正文老师开设的陕西历史地理,当时记的笔记很详细,但后来遗失了。侯甬坚老师开设的西北开发史,我的课堂笔记写了一大本,我这门课的成绩几乎接近满分。

唐史是陕师大历史专业的优势和强项,好几位老师开了专题课。牛致功老师学术研究方面名气很大,他讲课上啊,稍微古板一些。赵文润老师讲课有激情,高嗓门,评价历史人物时带着感情。他的课程名称是“隋唐历史人物评述”,以品评唐代人物为主,选课的学生手里有他的专著。但他讲课时,也会举例评价秦汉人物,例如刘邦和项羽。关于项羽的历史评价,他有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在课堂上也给我们介绍过。

黄新亚老师讲的中国文化史概论。他不按照常规的文化史分期讲,而是自作主张地划为三阶段:长安文化、宋明理学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那时候黄老师属于年轻教师,他课堂上说自己是共和国同龄人,给我们上课时四十岁上下。可能是比较活跃的缘故,印象中他就是青年人。由于本科是文学专业,黄新亚老师是文艺青年的底色,讲课时,张口诗词,闭口名言佳句,讲课很生动。他的音量不高,嗓门不大,必须竖着耳朵,安静地听,整节课兴味盎然。其实黄老师讲的课做笔记很难,没有常见的章目结构,东一句是杜牧怎么说,西一句是茨威格怎么说。“长安文化”有著作出版,是我们的教材,后面的两部分未出版,至少在我毕业前没有见到。当时喜欢黄新亚老师的讲课方式,也喜欢阅读他写的书。记得有一本讲三国时期的“人才观”的书,同学之间传阅。具体内容忘了,但记得正题有“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觉得书名很有气魄。我们毕业了,黄新亚老师也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了。

刘九生老师讲农民运动史。他讲课不用讲稿,在讲台上或仰天或低头沉思,没有丰富的肢体语言,但讲课内容有深度,有思辨性和启发性。他在课堂上讲过自己研究黄巾起义口号的新发现,也讲鲁迅笔下的中国农民。有时他一节课引用很多精辟的判断,最多的警句来自复旦大学陈旭麓教授。他推崇鲁迅,也喜欢引用陈旭麓教授的观点。刘九生老师做过工人,当过工农兵学员,没有大学学历,以自学和自悟为主。陕师大孙达人教授是研究农民运动史的知名专家,刘九生老师跟随孙达人教授学习,对孙老师执弟子礼。我们上学时,孙达人先生已经是陕西省副省长,不在学校当教授。刘九生老师写了文章会送给孙达人先生审阅。刘九生老师在课间和我们聊天时,还说起他骑着破自行车,经常被挡在省政府门外的趣事。刘九生老师是我的本科论文指导教师。我写了一篇“论古代河西士人的务实精神”,得到刘老师称赞。刚毕业几年我和刘老师联系较多,后来忙碌也就中断了。关键是,我一到工作单位就担任世界古代史课程,考研之后进入世界史领域,学业上的联系少了。大约知道刘老师从历史系调离,退休前在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工作过,退休后常去美国他儿子那里。

马雪萍老师讲当代西方新史学流派。这是一门选修课,实际选课的人数不多。我对年鉴学派史学的了解,就是从马雪萍老师的课堂上开始的。从马可•布洛赫到布罗代尔、雅克•勒高夫,年鉴学派几代学者有哪些学术成就和贡献,马老师如数家珍。我被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迷住了。若干年后我在大学也承担西方史学史课程,在讲到年鉴学派时,找到马雪萍老师课堂上我做的笔记,就是现成的讲义,自己补充不多。在马雪萍老师的课上,我第一次知道汤因比、布克哈特、克罗齐、伊格尔斯等西方著名史学家。

郑庆云主任开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专题课。郑老师博闻强记,能把战争中的双方兵力、武器、布阵方式、各种因素的变化的具体数字记得那么清晰,让人佩服至极。他手里就拿着一个小卡片,上面只列着简单的提纲。一个学期的选修课,得到的知识是丰富的。不过,那时听得很过瘾的二战史的细节,过后渐渐忘记了。自从大学毕业,多年没见过郑老师,再一次见到郑老师,已时隔十四年。2005年我在西北大学博士答辩时,答辩委员会主席就是郑庆云老师。

秦晖老师讲古代经济史。秦晖老师讲课的特点是滔滔不绝,知识和信息扑面而来,让人应接不暇,感觉耳朵不够用,笔记的速度不够快。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古代经济史课程缺少总体计划,仅仅租佃制就讲了三四周,从汉代的租佃制,讲到罗马的租佃制,又拉回汉代,好像总是讲不完。我们干脆把这门课叫“租佃制”。秦晖老师来教室时总是背着绿书包,讲义和参考书放在书包里,有时候一节课上完了,也不见他把书掏出来。秦晖老师年龄是四十岁上下,外形特点是头发凌乱,不修边幅。

李亚平老师讲当代台湾问题。我被李亚平老师的良好口才所吸引,这门课听得很用心。“雷震案”、“柏杨案”、“李敖案”是课程的重点,李老师讲得很精彩,资料都是自己费了很大劲才从台湾和香港的同行那里获取的。“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李敖的那些独特的狂放语言,在当时留在记忆中,就是受了李亚平老师课程的影响,才借李敖的书阅读的。

唐亦功老师讲的目录学概论,当时只是忙着记笔记,顾不上抬头,唐老师的长相面貌都不记得。席臻老师讲考古学概论,信息量很大,听课时兴趣不小,课后就忘了细节,头脑里留着画在黑板上的器物形状,其实分不清簋、鼎的纹饰。赵世超老师开设的周秦史,必须保持浓厚的古文字兴趣才能听下去。我记得他讲《尚书》中的一个词,就占去半节课。课要结束时,才讲到“牧誓”之类的正文。有一门课是“人类婚姻史”,讲这门课的任凤阁先生,据说是国内少有的研究原始社会史的专家。任凤阁先生所讲的世界各地奇异婚俗,引起同学们听课的热情。金雁老师讲的俄国史,印象中课程内容是很生动的,但我们对她有意见,因为她看到有学生缺课就生气,批评了老半天,挨批评的是我们认真听课的学生。金雁老师的课程没上完,她好像是出国进修去了。葛新生老师讲的苏联史,我感兴趣的是前半段,那时年轻,记得住的是苏联初期内部斗争的那些阴谋诡计。王大伟老师讲西方史学史古代部分,从希罗多德还没有讲到塔西佗,好像是学生提前停课了,没讲完。不过王大伟老师和学生很熟。他是足球爱好者,常找学生一起踢球,王大伟老师常来我们宿舍找我舍友踢球,也参与我们的闲聊。萧正洪老师讲的历史统计学,有许多数字和公式,留下印象的是,萧老师偶尔展示流利的英语,还会讲日语。

王成军老师当时入职不久,我没听过他的课,但他和孟宪勇两位老师是我的实习指导教师。我们一起在西安六十四中度过了愉快的一个月,他是我教学工作的启蒙老师。王成军老师指点我,如何处理课堂上遇到的问题,如何把课讲得有条有理。后来,王成军老师在北师大刘家和先生门下读博士。我和王成军老师在世界古代史的会议上经常见面。

进入世界史领域,为了考研究生、考博士,我先后和葛新生老师、朱本源老师、杨存堂老师有了联系。葛新生老师九十年代初调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我从《世界历史》的编辑名单中看到他,给他写了信。他回信指点我,世界史研究生应报考哪些学校,国内有哪些名家。有一次我路过北京,还找到东厂胡同一号的世界历史所,他送我一套外国历史人物系列丛书,勉励我继续考研。1997年夏季我去东北师大参加世界古典文明国际学术会议,有幸遇到朱本源先生,和朱先生在同一个卧铺车厢,一路上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我到南开读硕士时,我的导师王敦书教授说,在建国之初他就见过从美国归来的青年朱本源,他被朱老师的英俊潇洒和儒雅谈吐所征服,八十年代恢复联系,一如既往地欣赏朱先生。杨存堂先生没有给我们讲过课,但我知道他创办的研究苏联问题的刊物。真正了解杨存堂先生,是因为我同学胡舶在杨老师门下读研究生,通过胡舶,获知杨存堂先生的研究成果。我考博士时请杨先生给我写推荐信,也是唯一一次去过杨存堂先生家里。后来杨先生还惠寄著作给我。

除了给我们上过课的这些老师,还有一些老师当时就在历史系工作,比如,臧振老师是中国古代史专家;历史地理学的吴宏岐老师1988年已留校任教,辛德勇老师1985-1991年在陕师大任教,只是对我们这一级的学生来说不熟悉。李令福老师是工作还是读博士,记不清了。

(三)

那时的陕师大历史系是国内的史学重镇,因为名家云集,有成就的史学专家执教于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专职教师那么多,教授和副教授二三十位,确实是强大的阵容。从学科领域来说,周、秦、汉、唐的研究是国内一流的。当然这是占据地缘优势,这四个朝代以镐京、咸阳或长安为都城,第一手资料就在西安。历史地理学在全国有三块主阵地,复旦大学有谭其骧先生,陕西师大有史念海先生,北京大学有侯仁之先生。陕师大的历史地理学教学和科研团队,在国内名气很大。此外,历史文献学、明清史、古代思想史、陕西地方史、苏联史、世界上古史、二战史在国内也有影响。我印象中,那几年国内周秦史、唐史、历史地理的学术会议多次在陕师大召开,古都学、文献学等的学术活动也在这里举办。邀请全国各地的学者,到陕师大做学术报告。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史学名家都来陕师大讲过学。

毕业前没想着读研究生,因此,哪位老师的学术水平高,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关注的只是课堂教学。自己毕业后也当教师,像老师们一样,在三尺讲台上度过职业生涯。直接派上用场的,是王成军和孟宪勇老师传授的教学方法。有时候为了让课堂气氛活跃,也借用黄新亚和刘九生老师的方法,讲一些教材之外的内容。在工作几年之后,想有所提高,决定报考研究生。以后的折腾,一步一步的努力,只是朝着大学教师的方向迈进。课堂上讲新知识和旧知识,讲别人的观点和自己的研究,迎来一级一级的新生,送走一届一届的毕业生。三十年,冬去春来迟,暑退寒临早,猛然回首似乎很短暂,仔细想想那劳碌的分分秒秒,漫长而寂寥,甚至让人倦怠。

回忆大学课堂和大学老师,其实是留恋自己的青春时代,老师们传道授业的许多美好瞬间。我们当年非常单纯,那时没有手机的干扰,上课就是听老师讲,记笔记,课后直奔运动场。同学间说说笑笑,坦诚直率。大学四年的时光弥足珍贵,但再珍贵的回忆毕竟只属于我们自己。我的学生偶尔问起,我也会提到一两件大学逸事,他们当做听一些遥远的传说。

如今反观自己,鬓毛渐衰,皱纹渐深,岁月的痕迹难以掩饰。五十出头的尴尬年龄,想继续努力进步吧,奈何雄心不再,退休的日子已经不远;为退休做准备吧,似乎还有点早。我的大学老师中,当时最年轻的萧正洪老师、唐亦功老师、王大伟老师陆续退休;当时中年的黄新亚老师、葛新生老师、秦晖老师等外调其他单位,有的退休近十年了;当时的老教师,除了个别几位特别高寿的,大部分已归道山。若重回学校,陕师大历史系现在的教师大多数是新面孔。物是而人非,唯有大学课堂的记忆还留存着。

唐代郑谷的《菊》诗中有一句,“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用来描述或比喻大学时代的老师们,似乎是恰切的。文学专家对这句诗的白话解读是:“秋日早晨,太阳初升,丛丛秀菊,饱含露水,湿润晶莹,缕缕幽香,飘满池岸,令人心旷神怡;......瓦松虽身在高处,但实际上既无用,也无成,无须羡慕”。我的老师们,有一些早年经历坎坷,有一些相对平顺,侥幸赶上高考恢复,才有求学和留在大学工作的机会。他们那时住房紧张、工资很低,生活拮据,物质贫乏,但有精神寄托,倾心倾力于教学,自由地传播知识。他们也做研究,写文章、著书,没有像今天一样的科研考核,留下的研究成果也许数量不多,但经得起考验。我们这一代大学教师,居住条件改变了,工资待遇提高了,但付出的代价是: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穷于应付各种考核,难有老师们当年的从容。更可叹的是,多了羡慕高位的俗气,少了“香满池岸”的教泽。

2021年7月20日完稿

(作者:王三义,单位:上海大学,陕师大87级历史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