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院友吕博在2026年学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2026届学弟学妹们：

大家好！

我是吕博。非常荣幸能作为校友代表，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荣耀时刻，回到母校，站在这里。

十六年前的夏天，我和你们一样，穿着学士服坐在台下，心里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藏着一丝“离开校园我能做什么”的不安和担忧。十六年后，我从一个聆听者变成了讲述者。从师大历史系的本科生，到武大历史学院的老师，这一路走来，我想和你们分享几个关于“成长”与“师恩”的故事。

首先，谈谈那个关于“历史有什么用”的提问。

2005年我初入师大，和很多新生一样，带着对历史学的热爱，也带着对未来的迷茫。大一第一学期，给我们上中国通史的老师是臧振，那时候我最爱听得不是臧老师讲课，而是臧老师在课堂内外的闲聊。在大一第一学期，不少同学跑去问臧振老师一个问题：“老师，我们学历史，没什么用吧，毕业除了当历史老师，还能做什么？”

我清楚记得，在一次课后，臧老师沉默片刻，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二十年的话。他说：“不是历史没有用，而经常是学历史的人没有用。如果一个人没有用，那学什么都没有用。”

这句话当时像凉水浇背，也像一记棒喝。它让我明白：专业的价值从来不是自动赋予的，而是由你这个具体的人去激活的。历史学给了我们一座宝山，但究竟是入宝山而空回，还是最后点石成金，全在我们自己。说者无意，听者有意。臧老师朴素的话，某种程度上帮我卸下了对“专业有没有用”的精神内耗。从那时起，我不再追问历史能给我什么，而是问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其次，我想谈谈那些照亮我们的老师们

有了“要让自己有用”的决心，还得有人告诉你怎么才算“有用”。

我也清楚记得2005年的开学典礼上，贾二强老师对我们说，历史文化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四年后把男生培养为绅士，把女生培养为淑女。他那天没有谈就业率，没有谈保研名额，甚至没有具体说你们要学什么。他只是描述了一种价值，一种从内到外的修养：文明、得体、有分寸、有担当。贾老师告诉我们，历史学最终要塑造的，可能不是某种特定技能持有者，而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受过史学训练的人，应当拥有一种由内而外的教养：知进退、懂敬畏、有分寸、能共情。这句话我也记了二十一年，越到后来，越觉得这就是大学教育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回答。

后来几年，我陆续遇到了很多老师，他们从不同维度践行着这句话。我来分享两件小事。

第一件，是关于“规矩”。大一刚开学不久，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上了两个月的《中国历史文选》课，就鼓起勇气写了一篇所谓的小论文，发给了王雪玲老师。现在回想，那篇东西稚嫩得可笑，最要命的是，我连注释都不会做，引用《史记》《尚书》的原文就那么光秃秃地放在那里，没有页码，没有版本。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课间，王老师把我叫到讲台边，没有一丝不耐烦。她帮我打印出了论文，用笔在空白处画了一个标准的注释格式，然后轻声告诉我：“引用古籍，要用最好的版本。《史记》要用中华书局点校本，先写篇名，再标卷数，最后是页码。这是学术的规矩，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短短的课间十分钟，王老师没有批评我，而是像教一年级小学生写字那样，一笔一划教我写清楚每一个注释。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学术规范，更是一种“把学问当作手艺”的虔诚。她告诉我每一个注脚都要经得起检验，每一处出处都代表着你的信用。认认真真对待每一个注释，我也保持了二十年。

第二件，是关于“点燃”。2007年前后，于赓哲老师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名”。他每周六的上午，都会带着我们几个本科生读《资治通鉴》，从隋唐部分开始，逐字逐句，一段一段地啃。我们没有学分，于老师没有报酬，就是一位年轻学者单纯地想把自己对隋唐史的热爱传递给学生。就是在那些周末上午的学院会议室里，于老师讲到隋炀帝的雄心与溃败，讲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讲到府兵制的兴衰……在他的讲述下，那些卷册之间的人物突然活了。我从那时起，对隋唐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从此确定了自己要走的路。

多年后，当我自己在武大带学生读《资治通鉴》时，我常常想起那些周六的上午。于老师用他的行动让我明白：做学问这件事，不是说出来的，是每个周末坐进教室里，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细致读出来的。于老师告诉我：读书读出来的问题才是好问题，拍脑袋想出来的问题不是好问题。

师大四年，正是像臧老师、王老师、于老师、还有王双怀、拜根兴、贾二强、苏小华、王成军、曹维安、王大伟等老师、先生们，既用思想启迪我们，又用细节打磨我们，更用热爱点燃我们。而我自己在图书馆里反复阅读古籍写札记，在文渊楼和同学争辩陈寅恪和黄永年先生谁的观点更正确？这些日常教会我的，当然不是背年代记人名，而是一种穿透时间看人心的能力。这种能力，放在任何时代、任何行业，都是“大用”。

第三，我想谈谈我在师大历史学院究竟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历史学的温度，以及历史研究者要看见历史上具体的人

有人会继续问：“就算有用，研究一千年多前的破纸片，到底有什么用？”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年前，我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个叫左憧憙的唐代西州府兵。正史里没有他的名字，只有零散的文书残片、契约和墓志。AI可以三秒钟告诉我他的服兵役年份以及死亡日期。但当我捧着那些残卷，我看到的不是数据，而是一个在边塞寒夜里裹着旧战袍、铠甲，惦念着家中田产和妻儿面庞的普通人。他有恐惧，有坚韧，也有对活下去的渴望，也常常展现出非常吝啬的一面。

我认为，历史学的终极温度，就是让这些被宏大叙事淹没的各种人重新呼吸。我们不是复制古代文献的机器，我们是时间的摆渡人，把千百年前那些沉默者的心跳，摆渡到今天。这种对“人”的处境的理解与共情，是任何AI算法都无法替代的。而这份共情，最早正是从师大老师们对待我们这些懵懂学生的态度里学到的。他们从不把学生当作“数据”，而是一个个需要被看见、被雕琢的活生生的心灵。

四、AI时代的“史家之心”

学弟学妹们，你们今天毕业，面临的是一个AI可以秒写论文、秒查史料、秒生成综述的时代。你们或许会困惑：我们四年苦读的经过的史学训练，价值何在？

我想坦诚地说：AI是出色的“史官之眼”，但它永远成不了“史家之心”。

AI擅长归纳“是什么”，却无法追问“为什么痛苦”“为什么选择”“为什么值得”。它给出的历史叙事趋向于“主流”和“均值”，而历史学的真正魅力，恰恰在于发现沉默者、质疑必然性、在断裂处寻找缝隙。历史学的洞察力，源于情感、生命体验和道德判断，是眼下任何大模型都学不来的“暗知识”。

我们要把AI当最得力的书童，让它帮我们查资料、理线索、做图表。但那个在深夜灯下为一则史料辗转反侧、为一个人物的命运扼腕叹息的“人”，必须是我们自己。史学训练给你们的，正是对抗“信息茧房”的清醒和穿透“数据迷雾”的锐利。就像于老师当年带我们逐字读《资治通鉴》那样，永远保持对文本的亲近，对细节的尊重，对复杂性的容忍，对真相的不懈追求。

五、走出校门，你们会创造、书写自己新的历史

从2005年到2026年，二十一年过去了。师大校训“厚德、积学、励志、敦行”我一直铭记在心。今天你们要离开了，有人会站上讲台，传承“西部红烛”的精神；有人会继续深造，探索未知的边界；有人会进入各行各业，在各自的位置上发光。

无论走到哪里，请记住：你们是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孩子。学院给你们的，不只是一纸文凭，更是一种底色。那是对知识的敬畏，对真理的追求，对他人的关怀，对社会的担当。臧振老师那句话，我转赠给你们：不是历史没有用，经常是学历史的“人”没有用。如果一个人有用，就学什么都有用。

而我相信，你们一定是有用的人。因为你们在师大，不仅被回答了“为什么学”，更被教会了“怎样学”。从中华书局版的《史记》注释，到周末教室里《资治通鉴》的琅琅书声，这些看似微小的瞬间，恰恰构成了你们未来行走世间最坚实的底气。

十六年前我从这里出发，今天你们也将从这里出发。前路有风雨，也有坎坷，但师大的四年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力量。最后，请允许我用一句话与大家共勉——我们学习着历史，讲述着历史，而今天，你们也将开始亲手创造、书写自己新的历史。

祝你们毕业快乐，前程万里！

谢谢大家！

演讲人：吕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本科生，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